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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拉菲1平台分红_什么是城市?它是我们身居其中,却从未真正留意过的承载现代化生活的容器,还是一个包括了住宅区、工业区、商业区的地理学名词,抑或是大国方略的产物?这一切在迪耶萨迪奇看来,都不能真正概括城市这个几乎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事物的词。在这位担任了14年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的著名建筑和设计评论家眼中,城市由其中的居民创造,具有独特的气质,一个真正城市的最大意义,是为生活在其中的 人们提供了做自己的自由。

    迪耶萨迪奇1952年出生于伦敦,毕业于顶尖建筑设计学府爱丁堡大学建筑系。在他成长的60年代,由于战后经济的恢复,整个城市正处于科学、艺术都得到前所未有发展的自由时期,从那时起,他就痴迷于城市的观察与研究。不过建筑系毕业之后,他决定不自己建造建筑,而是成为世界建筑界的主要声音,将设计作为一种抱负以及一种对 社会和政治的重要表达加以推动。

    1983年,他与人共同创办了知名建筑杂志《蓝图》。随后,又出任建筑、设计、艺术杂志《多姆斯》主编,并成为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和《观察家》杂志的建筑、设计评论家。

    他也是教育者和策展人,曾担任金斯顿大学设计学院院长、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UrbanAge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。主持威尼斯建筑双年展、英国城市  建筑设计与建筑展,同时为格拉斯哥、伊斯坦布尔、哥本哈根等地策划展览,并担任2012年伦敦奥运会水上运动中心设计评委。

    2006年,迪耶萨迪奇被任 命为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,直到今年1月才卸任。此时,他已被称为设计界的精神导师,塑造影响整个时尚界的理念长达40年,是在有关城市、设计和建筑的书架上,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名字。

    更有底蕴的是北京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你从1992年开始来中国,你最喜欢中国的哪座城市?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?能给我们分享一些你在你喜欢的中国城市的具体见闻和观察吗?

    迪耶萨迪奇:我初次接触中国城市是1985年到访香港,当时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汇丰银行大厦还是个建筑工地,我从毛坯大厦的一侧乘坐工程电梯登上建筑的体验真是惊心动魄,现场的竹棚脚手架对我来说也是前所未见的稀罕场景。

    上世纪90年代早期,我穿过陆路来到珠海,那是我首次体验珠江三角洲上的这个迅速发展 的大都市,当时一切都还在萌芽状态。

   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2年,当时的首都机场只有18个登机口,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从机场到市中心的公路只有两条车道,路上穿梭往来的满是装运冬季蔬菜的大卡车。晚上8点,夜幕降临,但并没有霓虹闪烁,城市里黑洞洞的。我去了趟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,那是我在北京见到的第一座令人震撼的当代建筑,随后又观摩了刚刚新建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。

    多年以后,我还参观了在建的北京奥运会主场馆“鸟巢”,参与建设“鸟巢”的爱尔兰工程师当时就住在胡同里。 在那次旅行中,我看到了当时正在建设的新机场,100台大吊车排成一条线,成百上千的建筑工人和建筑师们忙忙碌碌,争分夺秒。2002年,我担任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 主任时,见到了Soho中国的开发商。我长城脚下的公社这个项目后来获得了当年的建筑艺术推动大奖。

    中国的城市中,上海能让人立刻就心潮澎湃。不过,我还记得,当年坐在外滩三号的顶层平 台上,人们告诉我,在上海能够感受到长于表面的浮华,但更有底蕴的还要数北京。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,你认为形成城市气质的原因是什么?北京和上海作为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,与伦敦这种老牌国际大都市在气质上有何差别?

    迪耶萨迪奇:决定一个城市气质的首先是气候,其次是地形地貌。例如,上海和伦敦都依河而建,在几个世纪中,河流两岸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人情。这些品质是一系列共同体验的源头,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就以这种共同体验为基础。城市还塑造了语言,赋予市民相互认同的口音。

    建筑是城市气质的另一个方面,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居住的模式,无论北京过去的胡同还是现在的高层公寓,或者早些年各单位修建的大院,都形成了气质。城市的菜肴也是气质的一部分,人们吃什么,怎么吃。此外,城市的起源也对气质的形成至关重要。伦敦和上海都是贸易城市,北京的兴起则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政治需求。

    对人类社会而言,超过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完全是新事物,数量比许多欧洲国家人口都要多的居民共同住在一个城市里。

    伦敦是异乎寻常的案例。它现在是英国的首都,但伦敦城市的历史比英格兰历史都要长得多,19世纪末它几乎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,现在也有近1000万。伦敦以保守和谨慎恪守传统闻 名,但实际上2000年以来,在新 的规划下,伦敦已经有了高耸的天际线,人口也有所增加,同时还修建了更加密集的住宅区。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给新移民归属感似乎是个难题。在大城市中,当地居民如何与外来移民进行文化融合?很多华人去纽约、伦敦生活了好几年,还是很难成为当地人。一些中国农村的居民到北京、上海打工,也无 法真正成为一个当地人。

    迪耶萨迪奇:一个成功的城市拥有自己的身份认同,这是一种与国家和民族不同的认同感。伦敦人和纽约人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。城市认同是一种更加友善开放的身份认同。大城市本质上是海纳百川的地方,需要新移民的能量和技能才可以发展繁荣。一个城市与一个乡村迥然相异,在乡村里大家都相互认识,并不适合标新立异,但城市就允许求新 求异,容许改变。伦敦可以允许一个穆斯林移民的儿子当市长,这种宽容和开放是力量,而不是问题。中国城市在过去30年中取得巨大成果,就在于让成百上千万人进入城市,并借此脱离贫困,实现美好生活。

    生活成本让城市“绝育”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最近几年北京、上海的房价和房租上涨非常快,对年轻人是沉重的负担。我从一些电影里看到,伦敦的房租和房价也非常高,但大家还是愿意去那里生活,现实情况是怎样的?伦敦的年轻人是怎么处理这些现实问题的?毕竟年轻人的生活是 某种意义上城市的未来,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气质。

    迪耶萨迪奇:与许多其他城市一样,伦敦的年轻人生活成本已经非常高昂,首都作为大都市,吸引了大量有才能、有抱负的年轻人,随之而来的财富和资源集中却是有害的。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同步提升,使得在城市里生活昂贵不堪,导致有创造力的青 年才俊望而 却步,这相当于让城市“绝育”,使得城市再难以展现“混乱的活力”。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现在北京另一个突出的城市病就是交通,一些人每天通勤时间高达4个小时。不知道因为什么,中国的卫星城几乎都不成功。西方 城市是不是可以用卫星城这样的方式缓 解大城市病?

    迪耶萨迪奇:交通状况是城市居住密度和规模相互作用造成的复杂结果。在高密度的城市里,市民无需依赖私家汽车出行,这减少了环境污染,减少了城市品质受到的损害。但是,如果通勤距离过长,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问题。如果卫星城只是人们晚上回去睡觉的地方,那它们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。除了提供家居之外,卫星城必须创造就业和娱乐生活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,就无需依靠异常辛苦的通勤了。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的一线城市现在都面临着很大人口压力,我们一直有“户口”这样的制度,你如何看待大城市不得不严格控制外来人口的政策?伦敦是否有控制人口的方式?

    迪耶萨迪奇:城市通过限制流动来控制人口的尝试 往往会适得其反。从英格兰的国王们试图限制城墙以外的定居区域开始,伦敦市抗拒人口的增长至少已经有500年历史了,但伦敦市民同期也在抵制这种限制。值得深思的是,过去100年里伦敦市 的规划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几十年时间里,英国政府都认为伦敦过大了,为了遏制城市的增长,政府宣布在伦敦周围设立“绿带圈”,严格限制该地带的开发,并在外围规划新城镇以鼓励人们迁出。

    随着居民迁离,从1938年至1998年,伦敦人口持续下降。但在这期间,英国政府又改变了 主意,伦敦人口减少从政府的政策目标变成了需要改变的问题。正如你的问题所说,也可以采取户口以外的其他方式限制人口流动,提高住房价格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。但人员自由流动似乎总比限制更有效。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的城市与国外城市有一个很大区别是中国有小区的概念,即大量街区楼房用围墙围起来不对外开放,你如何看待这种规 划?这种规划的利弊在哪里?(国外的房子都临街,没有封闭社区,在中国人看来不太安全)

    迪耶萨迪奇:中国设立有围墙的居住区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,这已经深深地植根在北京的结构当中。在西方,我们称之为封闭社区,这样的居住区是近些年才出现的。安全是一个城市必须提供的基础元素。一个现实情况 是,中国城市中的犯罪活动比西方城市要少得多,而且在大多数西方城市中,犯罪率也在下降。但居民的感觉总是与实际情况有出入。

    在伦敦我居住的街道,邻居们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街道两端修建大门以阻挡车流和路人。我始终反对修建大门,也许我们的汽车会因为没有用大门封闭街区而被砸几次,但我认为即便修建了大门也很可能于事无补。我个人更愿意生活在没有大门和围墙的社区里。

    城市永远“未完成”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在书中提到那些因为产业凋零而衰败的城市,例如底特律, 中国东北一些城市也有相似的情况,如何让这样的城市重新焕发生机?

    迪耶萨迪奇:对于这 个问题很难有简单的解决办法,而且执着地引入快捷解决方案本身会造成更多损害。有些时候耐心是非常重要的禀赋。比如,底特律正在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城市,在经历了市政府破产和大规模失业以及人口流失之后,城市的经济发生了改变,能够提供低廉的生活和工作场所,而且杰出的建筑遗 产使得它可以重生为创意中心。最重要的是推动一个城市中的居民开启重塑和重整的进程,而不是强加给他们一个解决方案。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走工业化道路发展起来的 ,但现在整个中国都在产业转型,城市该如何转型?工业化城 市也往往不那么宜居,工业化城市如何向宜居的知识型城市转型?

    迪耶萨迪奇:在深圳,这样的进程已经开始,这座城市二三十年前在绿地上破土修 建的建筑正在消失,不是改造升级就是推倒重建,而同期更加基础性的大型工业建筑也在被改建成文化和娱乐中心。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现有建筑资源,无论是从环保的意义上,还是从这些建筑所蕴含的机会上说都是这样。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在书中提到数字世界在各个层面影响着城市,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?如果未来生活最大程度虚拟化、网络化了,会不会城市将不复存在?

    迪耶萨迪奇:人类是一个社会物 种,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群 体,分享社交经历,庆祝生日或婚礼,在葬礼上缅怀,参观美术馆,在咖啡店聚会,看演出。只要我们是人,我们就必须有城市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以其他的方式聚在一起,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感知城市。

    中国新闻周刊:现在中国有些城市出现一些令人迷惑的建筑,例如中国河北的天子大酒店,建筑的美感通常在于抽象,但这些建筑非常具象,你如何看待这些具象的建筑?

    迪耶萨迪奇:这样的建筑可以追溯到迪士尼乐园和拉斯韦加斯的建筑 ,甚至再早一些到18世纪法国和英格兰的贵族建筑风格,或者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,当时古罗马人在精巧的园林中修建了一些造型特异的建筑,酷似城堡废墟或隐士的山洞。现在这 些奇怪的建筑不如古代那些有趣。

    地标和符号当然对构建一个城市的认同有重要作用,但是 更重要的是对城市更加深邃和更加细腻的理解。长期以来,许多大城市争相修建世界第一高楼,但这样的头衔总是短暂的,转瞬就会被超 越,城市如果只能以这样的虚荣来定位自己,是非常悲哀的,特别是天际线里有世界第二或第三高楼的情况下。

    为城市创造地标很难一蹴而就, 经营城市不是点石 成金,它更像是从事农业,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投入,而且从不停歇。城市更是有生命的机体,而不是艺术品,城市永远是“未完成”的。